作为20世纪著名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对当代法国文学界以及当今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其他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难以企及的。
第一,文本理论的内涵:
在罗兰.巴特的眼中,文本不是产品,不是最终的成品,而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是一种实践,并永远处于一种变成崇拜对象的过程当中。从静态上来说,由于编织的无规律,文本也就没有确定性的结构和规则,是多元化的,文本之间是互文的,即相互交织,相互指涉,所以,文本是复数的;从动态来说,文本是在写作和阅读的思考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动态的生产过程。
第二,作品与文本的区别:
罗兰.巴特认为作品是具有实体的物质存在,而文本是创造的过程性存在。作品是自行显示、呈现的;文本是人们论证、阐释出来的。而且,文本突破了题材和固有习俗,强调不稳定性,不像作品被认为有固定、确切的意思,所以,作品是接近所指的。
第三,文本理论强调读者参与创造:
他将文本区分为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据此,也将读者分为“消费式”的读者和“作者式”的读者,并强调读者对“可写”文本的主动发现、完成和再生产意义,在消费文本的同时,也在生产文本。
第四,文本理论的阅读和意义:
他认为文本是语言创造的一种体验,是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抽象领域,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参与的语言空间,是语言的游戏。他进而提出了文本的复数、文本的繁殖性,并论证和深化了由克里斯托瓦提出的交互文本性理论。阅读、意义、文本,这三者的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在此,我们必须指出“文本无中心”。“由于没有中心,在无限的意指过程中,每一个所指又变为新的能指;符号的意义或意指过程无法停止和终结。”
结语:综上所述,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是在对作品与文本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特点、分类以及如何创造文本的一系列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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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先生等,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在文学方面提出了"经世致用"思想:①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②主张"工商皆本"。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行为有所监督。
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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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
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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