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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为何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

梁启超为何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

中华文明位居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群星灿烂，辉耀古今，圣贤众多，名家辈出。当然不只二个半。梁启超为儒家新秀，成长于清朝衰弱之际。时内忧外患，列强虎视鲸吞，国内烽烟四起，国危民艰。更是东亚朝贡秩序崩溃，儒家文明朝不保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梁与戊戌六君子身承儒家入世经国之精神，谋变法强国存种之大业。欲以星火之光，开长夜黎明，担国家大义，所以愿望之大，标准之高，功业之重，效果之显成了主要考量。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三人功成于当世，德盛于全国，言动于社会，成了入围标准的人选。其它圣贤那种缓不济急，重教轻功，无法马上力挽狂澜，扶危定倾的功效便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了。二个半圣人之说有当时历史的特殊性与急迫性。并非整个中华先圣的真实数量。

梁启超提出中国古代圣人有两个半，一为孔子，二为王阳明，半则是指曾国藩。然而这种说法真的客观？其实未必。这仅仅是梁启超一家之言，从他的认知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罢了。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就这三者而言，梁启超口中的两个半圣人确实名副其实。

孔子，继承的乃是周公旦制定的礼治思想，通过自己的探讨，逐步形成了中国儒学的一套理念。中国自此以后历朝历代无不尊崇孔孟之道，也就是礼儒学，尚周制，在世界文化史林之中建构了独具中华特色的文化体系，可以说，孔子居功至伟。不仅如此，孔子克己养性，兴公开讲学之风，开辟了封建王朝所未有之局面。不仅如此，他的思想还流传海外，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王阳明，明代大家，心学集大成者。后世对于王阳明的评价极高，立言，王阳明集儒释道三学为基，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创立心学，提倡以心至理。心学在王阳明死后，传颂海外，成为当时人们争相研究的学问。而王阳明本人立德修身，对大明王朝忠贞不二，对黎民百姓体恤有加，人品素养为世道广为传颂。除此之外，先后以一己之力巧用智计评定叛乱，治理国家，无不取得了巨大成功。

半个圣人曾国藩。历史上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这或许也是为何梁启超将他作为半个圣人的缘由所在。

现在广为人知的是曾国藩的家训。曾国藩推崇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些思想逐步汇集在他的家训之中，成为后世奉为圭臬的所在。其实，曾国藩的功绩远不在此。他创立晚清散文体：湘学，和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并成为“晚清四大名臣”，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但是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担当了极不光彩的刽子手的角色，被人成为“曾剃头”，由此可见他的残忍。

梁启超的两个半圣人说流传甚广，在文学界和史学界更是耳熟能详。然而，梁启超本身思想并未超脱于封建王朝的束缚。他衡量的标准不过是自己所认可的那一套。这三者自然是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了极为巨大的成就，但如若跳出封建王朝的范畴，能和他们三人相提并论的历史名人也不在少数。只是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来，能够有利于维护自己统治，又能对自己忠贞不二的人方可享有圣人殊荣，所以说，就此而言，梁启超的两个半圣人说，不过是其作为封建统治者代言人的具体表现而已。

这是他从自己的经历和学识观点发表的个看法、本人认为：中华文化真正的形成在春秋时期、也不存在什么圣人之说、所谓的圣人本人认为是对那个时期伟大思想家们的一种不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从天地人思考人、社会、国家等意义及摡念有没有入世的态度呢？孔子是明显有的、墨子、庄子、老子应该是没有的吧、孔子有入世的态度作为他学说的一个部分他不过世俗的思想家、出发点不过是让统治者用他和理论而已、那么这种思想出发点请问配得上圣字吗？圣人不知道是那个皇帝封的？连那个不识汉字的皇帝们都层层加封为圣N多封号、孔府历代帝王视之为圣地不知道他圣在那里？本人认为庄老之学没有这些外力而靠自己的智慧之光传承至今才担得起一个圣字、王阳明心学为何不能广泛传播、曾不过是一个封建士大夫怎可称得上半圣字？今天的我们应该独立思考而不是看谁说什么、

照德行、能力、品格皆优的中国只有两个半，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

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1905年，在日被被称为军神的海军军令部部长东乡平八郎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击败了俄国的舰队，成为了在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的先例，使他得到“东方纳尔逊”之誉。日本举国欢喜，***为他举办了轻功宴，正当众人称赞之时他举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曾国藩：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