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可以称为再创作,如果译者水平高,善于把握原著风格,准确理解原著,又有较高的翻译表达能力,则近似原著。若这些方面水平不够,翻译表达的语言能力差,则可能与原著有较大距离,甚至风格上都两样。所以译者的语言表达水平至关重要,区别大小取决译者忠于原著的理解与语言风格的把握。
文学作品在翻译时,必须充分了解作者写这部作品的背景氛围,意图,所谓的特定词原来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有些句子要意译,比如这句如果一个一个词翻译就不会通,翻译时可以稍加一些自己的理解,用意译的方式,你能理解么。一些特定词原来词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作者并非这个意思,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翻译成英文是非常费劲的,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外国人可能直译,这时候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了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所以说,特定词的原词是什么意思,是否一定要标注出来,这个要看需要和篇幅能否容纳。印象中一般论文会出现标注的引经论典,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毛选》,如果翻译,可能会比较多的标注。
为什么很多外国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会很怪?
这就需要翻译者要有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国家的语言功底,而且是文学需要功底,同时有具有丰厚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只有这两者合一,才有可能把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高品质的汉语文学作品。
如果只是会说外语,即使很熟练,没有两方深厚的语言功底以及处理文字驾驭文字的能力,只是按表面意思去翻译,或者直接翻译,翻译出来的文字就会很怪。
我们国家老一辈有很多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名著。比如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等我们非常熟悉的外国名著。其翻译出来的文学水平已经超越了原作者。所以我们读起来就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美。
所以,不是翻译出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怪,而是翻译者本身翻译水平的问题。
深有体会。
文学是时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和缩影,或积极赞美,或揭露弊端,起影射作用。
比如:
沈从文的《边城》,战乱的年代,茶峒山城宛如世外桃源的安定堪称意外,体现了作者厌恶战争、动荡,希冀和平、安稳。
杜甫的《春望》,“烽火连三月”“国破山河在”写出安史之乱造成了长安城一片凋敝萧条景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痛感国破家亡的恨意表达。《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于安史之乱结束、忽闻唐军胜利消息之际喜之不尽的畅意抒发。
文学也是作者的自况,就如郁达夫所说,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
郁达夫的《沉沦》《茑萝行》等作品都是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写就的。
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是用散文化的笔触对过往经历的阐述。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栖居成都草堂时“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痛感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道出天气之恶劣及生活之清贫。
怪就对了,不怪才奇怪呢?本就不是一个文化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东西,怎么会不怪呢?
再加之语言的天然隔阂,即使能有学贯中西者加以翻译,但毕竟已经是换了语境了嘛!要想得到最纯粹的东西,还得将其放在它生发的那片文化土壤,那个时代背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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